新华时评｜以平等对话、互利合作解决经贸分歧——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

新华时评 以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化解经贸分歧的现实路径

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、地缘冲突此起彼伏的当下，中美两国重启并推进经贸磋商机制，举行首次会议，本身就是一个释放稳定信号的关键动作。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会谈本身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，更在意这意味着什么 这场会晤是否标志着中美从对抗走向更加理性务实的阶段 经贸分歧能否真正通过平等对话和互利合作得到妥善处理，从而为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注入一剂“定心针”。

以平等对话为前提 重塑互信的基础坐标

经贸关系向来是中美关系的“压舱石”和“稳定器”，但过去几年，由于加征关税、科技限制、投资审查等一系列单边措施，这块“压舱石”一度摇晃。事实反复证明，将经贸问题政治化、工具化，甚至泛安全化，不仅无法解决本国面临的结构性难题，反而会压缩彼此发展空间，扰乱全球市场预期。当摩擦升级为“脱钩”“断链”的口号时，企业最先感受到的不是机遇，而是成本和风险的叠加。

要改变这种局面，首先必须重新回到平等对话的轨道。所谓平等，并不意味着忽视双方国情、发展阶段及制度差异，而是在对话议程设置、议题优先级、规则商定等方面，尊重彼此合理关切和发展权利。无论是关税问题、市场准入，还是高科技领域的合作边界，都需要在对等基础上谈，在事实与数据基础上谈，在世贸组织规则和多边共识框架下谈，而不是在压力和指责中“谈判”。

在此次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，双方围绕宏观经济形势、经贸摩擦具体问题和未来对话安排进行坦诚交流，本身就是对“平等对话”原则的一次实践检验。会后，无论是各自发布的简要信息，还是市场的即时反应，都表明各方对这种机制性沟通抱有一定期待。对两国来说，建立一个稳定、可预期、可持续的经贸磋商机制，比零星的“救火式”磋商更具价值。

以互利合作为目标 寻找利益交汇的最大公约数

中美经贸分歧的本质，并不是贸易顺差或逆差的简单数字问题，而是经济结构调整与全球竞争格局变化交织下的复杂产物。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，数字经济、绿色低碳、新能源、高端制造等新兴领域正成为全球竞争和合作的前沿。面对这些新赛道，中美既存在竞争，更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。

互利合作并非抽象口号，而是有清晰落点的现实路径。以新能源产业为例，一些声音将中国在光伏、电动车、电池等领域的优势简化为所谓“产能过剩”和“非市场行为”，进而主张通过提高关税、限制进口等方式加以遏制。多家国际咨询机构的研究显示，全球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进程，对相关产品和技术的需求将在未来十几年持续攀升，当前全球总供给并不足以支撑这一转型目标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中美在能源转型领域更大的任务是对接需求、协同创新、优化分工，而不是陷入零和博弈。

再如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，双方企业在算法、算力、应用场景、数据治理等方面都拥有各自优势，同时也面临隐私保护、伦理规范、安全防护等共同挑战。通过经贸磋商机制讨论跨境数据流动规则、数字服务贸易标准、AI治理底线，有助于让技术创新在可控框架内健康发展，避免因监管碎片化而人为抬高全球创新成本。与其在限制与反限制中内耗，不如通过规则对话和标准协商实现更高层级的共赢。

以机制化磋商为抓手 避免摩擦升级与误判

经贸问题具有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，其背后往往牵动千百家企业和无数就业岗位。依靠媒体口水战和舆论情绪推动决策，很容易让政策偏离理性轨道，而机制化磋商则提供了一条“冷静处理”的技术路径。在常态化对话机制下，双方可以按照既定时间表与议题清单，有步骤地梳理关切、交换数据、评估影响，从而在分歧升级之前就启动预防性沟通。

观察中美经贸关系历史可以发现，一些经贸争端并非无法调和，而是在缺乏有效沟通时被误解放大。早年的纺织品配额争议、知识产权与市场准入谈判、人民币汇率争论等，最终都通过谈判找到暂时平衡。与之相反，当经贸议题被打包上升为“国家安全威胁”时，理性的政策讨论空间往往被压缩，产业合作被迫中断，结果是双输甚至多输。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释放的一个积极信号，就是把问题重新“拉回桌面”——用数据说话、用规则对话，而不是用标签替代事实、用情绪代替分析。

这一机制要发挥更大作用，还需要在几个层面下功夫 一是问题清单化，将双方关切按优先级分层，哪些可短期解决，哪些需中长期协商，哪些需要多边平台配合，都要有清晰安排 二是专业透明化，在不涉及国家安全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，增加信息披露与第三方评估，让企业和市场主体对谈判方向有合理预期 三是执行可追踪化，通过工作组、联络点等形式，及时对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和修正，避免“只听其言，不见其行”。

以规则与秩序为依托 反对泛安全化和脱钩论调

解决经贸分歧离不开国际规则与多边秩序的支撑。世贸组织在争端解决、关税减让、透明度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，中美同为重要成员，本应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与有效性。动辄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由任意扩大全球供应链限制范围，不仅偏离自由贸易基本原则，也为他国树立了危险先例。如果安全概念无限扩张，任何正常经贸往来都可能被贴上“风险”标签，全球产业链必然走向碎片化与高成本化。

从近年来的案例看，一些以安全名义设置的限制措施，实际效果往往与其宣称目标相悖。对部分高科技产品实施极限打压，不但没有阻止被限制一方的技术进步，反而促使其加快自主创新和替代布局，缩短技术追赶周期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做法打乱了原有产业分工，伤及相关国家和企业长期投资布局，也弱化了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黏性与吸引力。

在此背景下，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意义，不仅在于解决具体摩擦，更在于通过对话管控安全与发展的边界，防止“泛安全化”倾向失控。通过技术清单、负面清单、合规框架等方式，对真正涉及核心安全利益的领域进行精准界定，把可以正常合作的领域从无序限制中“解放出来”，有助于让经贸关系保持必要的韧性。

以务实案例为参照 探索合作与竞争的良性边界

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层面，中美早已积累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务实合作案例。某沿海省份与美国多州在农业、制造业和服务贸易方面保持了密切往来，双方企业通过合资工厂、共同研发和品牌合作，实现了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产业布局。即便在疫情和摩擦加剧阶段，当地企业仍然努力维护订单与供应链，把政治噪音尽可能隔离在商业决策之外。实践表明，当企业基于市场逻辑作出选择时，更倾向于寻找可靠、成本可控且技术互补的合作伙伴，而并非盲目响应“脱钩”口号。

在金融领域，一些美国金融机构持续扩展在华业务版图，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，并从中分享增长红利；与此中国企业在美国当地投资建厂，提供就业、贡献税收，也逐渐融入当地社会。这样的双向投资与合作，是互利共赢最直观的体现，也是对“零和博弈”的现实反驳。

这些案例说明，只要政策层面提供稳定预期和公正环境，中美企业完全可以在竞争中合作、在合作中竞争，通过市场竞争推动效率提升，同时在标准制定、技术创新、绿色转型等领域开展协同。经贸磋商机制如果能够将这些一线经验系统化、制度化，进而上升到政策设计层面，那么“以平等对话、互利合作解决经贸分歧”就不再是一句抽象口号，而是可以被不断复制和放大的现实路径。

以开放胸襟面向未来 在危机与机遇中共同前行

当前，全球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转型的关键阶段。数字化浪潮席卷传统产业，绿色发展重塑能源结构，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深刻变革。在这样的历史节点，中美选择对抗还是选择合作，不仅关系到各自发展前景，也深刻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。相较于封闭和对立，开放合作更符合时代大势，也更契合企业和民众的长远利益。

从长周期看，中美经贸关系经历过摩擦、博弈，也经历过协同、共赢，但总体趋势是在相互依存中不断调整平衡。平等对话让分歧有了出口，互利合作让共同利益得到扩展，经贸磋商机制则为这种调整提供了稳定框架。只要双方坚持在沟通中增进了解、在谈判中照顾彼此合理关切、在合作中遵守规则、在竞争中保持底线，就有可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，为两国乃至全球经济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动能。